蔡昉：加大再分配力度才能支撑中国内需增长，外需仍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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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十四五’期间）我们也应该大幅度地加大再分配力度，才有可能和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长一块儿支撑中国的内需增长。”蔡昉说。

附蔡昉主旨演讲全文：

尊敬的王清宪先生，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

刚才“一行两会”的领导，还有王清宪书记给大家做了大多数的政策性讨论，发布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我换一个风格，我谈一点儿理论思考，也就是说 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自身的潜在增长率。

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的时候，做了一个重要讲话，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一般把这个概括成“双循环”政策。但是你注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格局，也就是说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循环的问题，涉及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格局。探讨好这个问题，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长期向好趋势，是不是能够得到持续。

首先我想从长期停滞这个概念来看一看，我们当前面临着什么样的世界经济，面临着什么样的全球化趋势，以及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究竟是什么样。

长期停滞这个概念，大多数人，包括刚才斯蒂格利茨教授都承认，这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新常态。我们国家没有太过度关注它，原因我稍候会讲。这个时候是我们应该重新来关注的，必须知道这个新常态，否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新的环境是什么样。

去年财经年会上，格林斯潘前主席有一个重要的对话，大家传了很长时间。在这个对话中，我觉得格林斯潘第一他提到了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拿出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第二，他把全球停滞这个大的原因归结为是老龄化，全球的老龄化趋势，当然他主要讲首先是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然后是美国的老龄化。这是根本原因，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对。第三，他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长期停滞，如何能够阻止这个长期停滞。前面做除了正确的“诊断”，但是在“开药方”的时候他说，问题出在社会福利支出太多。美国人说有大量的家庭，都是从联邦拿那些白给的社会福利支出。因此他说，这个导致全球停滞。解决的办法当然是要遏止住这个支出的增长。他说到美国的问题，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也听他的，但是最后他也暗示了中国老龄化也在加剧，你的支出也在加快，这些都会挤压你的储蓄，使你的投资不足，最后生产率不能提高。因此，他暗示的政策含义就是说，中国不要增加公共开支，用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上去，至少不要像美国那么多。这个地方可能是诊断对了病症，但是至少对中国来说开错了药方。我本来想参加财经的会，去讨论财经邀请嘉宾的错误。正好今天我们财经邀请的嘉宾约斯蒂格利茨，他说美国的社会保护是发达国家里最差的。因此他否定了社会福利支出是长期停滞的问题根源。

大家先看右边这个图，这个图是老龄化，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个蓝色的线是发达国家（PPT），发达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程度通常会提高，因此发达国家老龄化速度非常的快。下面这张图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也就是说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老龄化同样是非常坏的，尤其是近些年有加剧的趋势。这是到最新的情况，如果再展望的话，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甚至最不发达国家，长期看也都是老龄化的趋势。全球老龄化这是一个趋势，这也是全球的一般规律，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些国家，有一些特殊的国情，比如中国是“未富先老”，老龄化来得过早带来特殊的挑战。由于老龄化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在减速的情况下，加上收入分配的恶化，富人虽然有钱，但是消费不了那么多；穷人想消费，但是没有钱。因此，我们只好被迫地持续，持续大于投资意愿。这个就导致了“三低”：低通胀率。最近有很多人说新冠肺炎之后，整个全球化趋势变了，通货膨胀就会结束长期的通缩状态，就会有通货膨胀。我也很高兴斯蒂格利茨他不赞成这个说法。第二是低利率。我们可以有多种方式看利率，这个用的是贷款利率，全球的世界银行归纳的数据。低经济增长率。“三低”为代表的这种长期的美国发起的趋势，可以波及到所有的发达国家，因而也就是世界经济的新常态。这就是我们说的长期停滞。长期停滞，是不是还在继续会影响我们对今后中国外部环境的判断。

我们再看一看新冠肺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刚才斯蒂格利茨也讲到有没有V字型复苏。大家用各种英文字母来表达未来经济复苏轨迹的判断，甚至把耐克的图标也拿出来展示。最近我看到一个特殊的图标，中国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是这个形状。这是金融日报资深的财经记者，当他是一个资浅记者的时候去学英文的速记，速记地讲银行这个词的时候有一个符号，就是画成这个样子。他说是银行式的复苏轨迹，我值得借鉴他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没有V字型复苏。经济衰退非常快，但是复苏的时候会慢，迟迟不来，至少在底部的时间会很长。我们假设它是一个U字型的复苏。可能在复苏的半截上，就不会回到疫情之前的起点上，而是在半途就夭折了，就变成了一个更新的新常态。我想这个很可能是有道理的。第一，我们根据非常抽象的历史经验看，所有的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本来都是渐变的、缓慢的，通过一个突发事件会诱导出它渐变，变出了一个突发，缓慢地突然就加速。全球逆全球化的局势以及实体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很可能因为这次新冠疫情加速、加重、加深。同时，我们也知道因为供应链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国家战略，健康保障等等，为了增强安全，或者有意打压经济对手，会有一些恶意的脱钩，所有这些因导致世界经济的复苏是在一个更恶劣的环境中。因此，全球停滞不仅会继续，可能还会比以前更重。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背景，这是外部环境。

看看我们自己。当然我们会受外部环境影响，可能更受制于我们自己的长期变化。因此我讲，中国的特点，中国也是老龄化，但中国的老龄化更严峻一些，因为我们叫做“未富先老”。“未富先老”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国情。世界最大规模的老龄人口以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可能构成我们未来的国情，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看一看是什么状况？一般来说人口的变化会经过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能够干活的这部分人。这部分人很重要，因为这部分人增长快的时候，规模大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生之者众的人口结构，这是生产性非常强。如果到了顶点负增长，正如中国2010年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由正转负，就会影响到潜在增长能力。因为劳动力短缺了，新成长劳动力减少以后人力资本就会弱化。劳动力短缺以后，资本替代劳动力速度过快的话，带来资本会递减，可供转移的农村农业劳动力少了，转移速度慢慢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大幅度下降，生产率也不会像过去那么快的增长。这些因素放在生长函数里就会得出潜在生长率必然下降。这是第一个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由正转负带来人口红利消失。

过去还没有关注，可能还有第二个人口的转折点，就是总人口增长的从正到负。根据现在大家的估计，媒体不要报道说蔡昉说2025-2030年中国总人口到达峰值。它不是我说的，是大家有不同的估计，大体上就在这个区间，恰恰都是别人的研究结果。早也好，晚也好，肯定要到来，而且不会太久。因此我们说很快就面临着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就是总人口增长的转折点从正到负。这个转折点带来的是什么呢？我看了很多国家，比如世界上目前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有20个，主要国家有20个。大多数这些国家和它们同等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上的国家相比，而没有负增长相比，它们经济增长表现一定是差的，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人口增长从正到负的那一个年份左右，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大幅度的下滑。我认为总体上不像第一个问题是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供给侧问题，这个和全球长期停滞相关的，是总需求的不足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前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是潜在增长率下降，但是只要能够按照潜在增长率增长还是一个长期下降的趋势。如果你的需求因素还不能让你达到潜在增长能力的话，那就增加下滑的速度就更快。

这个是第一个转折点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我们当时也预测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是这条粉色的线。后来也证明了，实际增长率跟它是吻合的。吻合说明什么呢？我们达到了自己的潜在增长率。没出现大的问题，所以今年经济还是长期向好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趋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个人的研究是说，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们的需求会制约潜在增长率的发挥。但是我们继续要改革，要提高潜在增长率，但是我觉得由于全球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可能会遇到需求侧的制约，使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达不到的话，可能下行的速度就更快了。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两个循环，主要是为了挖掘需求的潜力。

有没有可能本来有一个潜在增长率，但是需求因素制约你达不到呢？有，日本就是一个例子。从1990年开始，每个季度都计算一个潜在增长率，当然事后也有一个实际增长率。我们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实际增长了多少，减去你的能力，出的那个差额就是产出缺口，或者叫增长率缺口。如果那个差额是负的，说明你的实际增长没有达到潜在能力，那个就比较糟糕。日本从那个时候开始，1990年泡沫破灭，破灭的时候还在刺激着结果，因此有一段实际增长速度还在潜在增长率上面。接下来随后就越来越往下掉。大概从1993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一季度，大家看一看绝大多数年份产出都是负的。在多数的情况下，没有达到自己的潜在增长能力。大家还应该知道的是，你给日本计算它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呢？其实非常之低。也就是说，它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很低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达到自己的潜在增长能力。因此，这种现实是存在的，值得我们去注意，值得我们去吸取教训。

第三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需求因素，“三驾马车”各自的状况是什么，也可以说如何看待我们的需求因素和当前的发展阶段是有关系的。同时，我们如何应对三个主要的需求因素，也是我们实现双循环最根本的政策着力点。

我们先看外需。在座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有很多首席经济学家，经常会拿国家总局的数看“三驾马车”是什么状况。如果你看那个数会遇到一个悖论，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三个主要需求因素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家会看到去年外需贡献是很小的一个数，过去多年都是负的。我们的外需是什么呢？在统计概念上就是出口再减去进口，也就是进出口。因此我们看到外需已经是负的了，不重要了吗？这是一个结论，是不是就不重要了。第二个结论更糟糕，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解决外需的贡献，就少进口就得了。得出了一个重商主义的结论。少进口，进出口就大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国际贸易还是重要的外需贡献，因此有的人把统计局的统计概念把它转化成经济概念，重估了外需的贡献。我也引用了这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几位老师做的研究，他们发现按统计局来算，1995-2011年，因为有数才可以做比较，外需的贡献只占2.5%，非常之低。根据重新估算，在同一时期外需仍然可以占到22%。这个引用的数据到底有多准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概念对是的，也就是说外需仍然重要。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还应该牢牢地利用比较优势，这是传统的东西。同时利用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独特地位，连接性、韧性，坚定地不脱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驾马车就是投资。投资应该看到一个趋势，一定是逐渐对GDP的贡献率降低，近些年也确实大幅度地降低了。同时，投资需求支撑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凸显。第一，过度依靠投资，实现高增长，这是高增长时代的，不是高质量发展时代的特征，也是我们要解决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之一。第二，中国潜在增长率长期向下，按照这个规律叫做“回归到均值”。这个概念用在增长率上适用，当然也就用在投资需求，投资贡献上，当然也是适用，也是向下的。第三，因为外部环境全球长期停滞还在继续发生，去全球化可能会加速，因此投资贡献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大。我们说长期高于其他世界经济体的投资贡献必然会下降。这可能是必然趋势。

第三驾马车是消费。和投资贡献正好相反，消费贡献长期以来是比起来的主要经济体都低。很自然我们说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的消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应该成为更重要的拉动经济的需求因素。这应该也是我们的重点。这个重点要靠真正呢？当然是双循环中重点的重点，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有三个重要点：

第一是收入的增长，第二是收入的分配，第三是再分配。收入增长大家看，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总体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谁跑赢了谁是不一样的。可能在过去更多的时间里，GDP比居民收入的增长更快一些。后来我们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就提出了，要保持同步增长。因此这些年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番，脱贫攻坚，基本做到了同步，甚至居民收入增长还有所超前。未来我们必须保持至少同步，否则的话很难长期可持续地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和要求。

第二是收入分配。蓝色的分别是城镇的最高收入组五等份，和最低收入组之比。橙色的农村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平均收入比，还有灰色的是城市最高收入组和农村最低收入组收入之比。大家看好像没有明显的改善。每一个收入组的收入都在增长，这是整体改善的效果，但是相对的改善还是不大。我们还有巨大的潜力改善收入分配。我们过去收入分配靠什么改善呢？应该说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等等，政策都起到了作用。更主要的是靠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也就是劳动力市场扩张，劳动参与率提高，就业增长，因此低收入家庭，低端人口获得了更高的收入，改善了收入分配。但是这种改善不能导致差距的根本缩小。同时，在新的发展时期，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潜力越来越小。因此，下一个解决内需的问题关键点就是再分配。

大家看波动的这个线是不同国家的基尼系数，这些国家的排列从收入、人均GDP从低到高。可以把每一组的平均基尼系数算出来。中等偏上收入基尼系数大概在40%左右，也就是说收入差距比较大。一到高收入阶段，比如到了12000美元、15000美元人均GDP的情况下，基尼系数一下就缩小了。过去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因素，大家想了很多，假设，其实没那么复杂，里面也没有太多的道理，至少我觉得经济学道理还讲不通，唯一的道理就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到了高收入国家阶段，政府进行再分配，用税收、转移支付的办法一下子就缩小了基尼系数的增加。平均再分配缩小基尼系数的幅度是35%。因此来说，我们去年达到了10000万美元的人均GDP，“十四五”期间应该超越12000美元，在这个时期我们也应该大幅度地加大再分配力度，才有可能和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长一块儿支撑中国的内需增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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